性社会学研究 | 潘绥铭《性的沟通：当今中国的实况研究》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也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潘绥铭主编的《性的沟通：当今中国的实况研究》，本文集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之一，于2005年1月出版。

《性的沟通：当今中国的实况研究》

作者：潘绥铭（主编）

时间：2005年1月

出版社：香港大道出版社

目录

上篇：一夜情

“一夜情”调查研究 / 毛燕凌

与女大学生的交往：当代社会的性别商品化 / 白洁

中篇：网络性爱

大学生“网恋”：一个社会学研究 / 韩云珠

网络中的性话题的规则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 顾诚

虚拟社会中的性交流 / 王磊

现代“网络性爱”/ 薛亚利

下篇：性爱的沟通

女大学生宿舍谈性 / 何为

大学生恋人首次性行为的决定过程 / 杨蕊

“性感”背后的性别差异：想象与真实之间的他者 / 黄盈盈

性社会学的实证化建构 / 潘绥铭

精选内容

女大学生宿舍性交谈

——集合行为的发生条件（节选）

作者：何为[1]

一、从女性谈性引出问题（略）

二、集合行为理论回顾（略）

三、个案分析

（一）研究方法（略） 

（二）个案陈述（略）

（三）个案分析 

1、为什么女大学生说性的某些情景被认为是集合行为

从上面的个案看来，女大学生说性，对象多为同龄同性朋友，除了男朋友以外也很少跟异性谈及。谈得最深的对象通常是闺中密友，自己最隐秘的私事只会跟最亲密的朋友说。和父母亲友也有所触及，但是多是以性的安全为主题，而且说得比较隐讳。同学同舍的也有谈到，这是女生谈性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为什么说这样的社会事件是集合行为呢？

集合行为的定义是：对某一共同影响或令人感到不满、惶惑和不稳定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是这样一套行为模式，在这套行为模式中，惯常的规则中止了，人们在一种突发规范（Emergency Norm）下集体性地超越、绕过乃至颠覆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性规范和结构。包括交通事故、对商店的节日展销给与临时性关注、音乐会的观众和飞机上的乘客的行为、远古文化中用来庆祝丰收或者某一军事胜利的节日、福音派宗教集会、暴乱、谣言、流行等。

大学女生寝室聚众谈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为女生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允许上流社会的未婚女士对性大谈特谈，除了不得不说的例假等生理现象也被讳为“倒霉了”、“大姨妈来了”、“那个来了”、“我来了”之外，女生对于黄色笑话、男女性关系、性梦、手淫、色情片、避孕等等都是羞于在众人面前开口的。因此女生在这种场合下谈性，内容涉及到例假等生理现象之外，是一种违反传统习俗和有悖传统道德的行为。不管参与者的价值观是否发生了改变，参与者的行为集体性地违反了惯常的规则。而且这种行为通常是在某一个刺激或影响（例如：某种涉性的媒体、书、杂志）之下发生的短暂的集群行为，缺乏记忆性，但却确实发生过。

以下用“集合谈性”来简称女生寝室聚众谈性的非组织性行为（区别于性教育等正式场合）。

2、女大学生集合谈性的条件

女大学生谈性的条件在环境因素、时间因素、导火索等方面比较简单，对此的解释，突发规范理论与其他集合行为理论差别不大：

事先存在的群体和网络。这属于环境因素，一定的环境因素增加了人们对某一共同刺激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反应的机会。任何能使人们快速、便捷地进行信息传播的组合都增加了自发行为的可能性。寝室和聚餐等环境提供了信息快速传播的平台，当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在寝室里出现，它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

时间因素。集合谈性常常发生在周末或者晚上或熄灯后的卧谈会上，见上面的多个个案。这个时候人比较放松，也比较有胆量做一些可能逾越规矩的事情。

诱因：突发事件和冲突的价值观。女生谈性多在受到某个涉性的社会事件和媒体的影响下引发。传统的性道德和性解放的思潮同在，每个女生都面临对性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性道德的重新审视和选择，冲突的价值观的存在常常引发集合性为。但参与集合行为并不意味着一定改变原有的价值观。

集合谈性最关键的问题是，女生们在面对刺激的时候，为什么能打破传统的观念和规则？怎么打破的？

沿着突发规范理论的思路，上面的问题对应的理论问题是：旧有规则是怎样被逾越和推翻的，突发规范是如何得到认同的，这样的规范有什么样的力量。突发规范理论的回答是，一个事先存在的群体通过人际互动对一件事情的正当性定下一个支配性的基调，与这个基调相应的规则同时产生，约束参与者，参与者在这种规则的要求下以各种方式参与集合行为。这里笔者从突发规范理论得出以下推论，以备集合谈性的具体情景的验证。

推论一：基调。由于人们对某个事情定下的基调是通过人际互动达成的，那么刺激发生后，有不同反应的人的之间的地位关系、各方人数多寡、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性分析和很多偶然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基调的认定，以及集群接下去的行为规则。

推论二：规则的力量。由于人们按照占优势地位的规则行事，则该规则对参与者有一定的约束力，从默许到强制。众人通过互动感到的强制性的规则如果被某参与者违反，则该参与者会受到其他参与者的惩罚。

推论三：个人价值观不是参与集群谈性的决定因素。由于规则是众人妥协的结果，并非普遍情绪或者一致看法，则参与者对此事的价值观可能没有任何改变，在集合行为发生之后仍有可能在别的情景下完全按照另一套原则行事。

命题：变化的规则。由于集合行为的发生是人们在接下来的事件中通过试错和各种遭遇，权衡可行性和时间性而产生的，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断受到新的事件和遭遇的影响。那么规则从一开始到最后都随着人们不断修正的主导的基调而改变，因此集合行为也会在程度和方式上不断变化。

3、论证过程

基调

 （1）地位与基调

个案（一）中，涉性书籍《明清艳情小说》作为一个刺激，引发了寝室里的人谈性的生理反应和性梦。我们先分析个案（一）中参与者的角色。参与进来谈性和主动听谈性有天津女孩、湖北女孩、贵州女孩、四川的女孩和被访者（北京女孩），对此比较排斥的是福建女孩：“福建的年纪最小，比我们都要小两岁，她从来不参言，睡在上床，我们在说的时候她总在看书，或者听广播。有时候我们拿她打趣，开她这方面的玩笑，她就会生气。”参与者当中，天津女孩是话题的挑起者，也是她开始试探的：“结果天津的女孩突然问：‘你们看的时候会有什么身体反应吗？’”。贵州的女孩扮演的是一个话题的配合者：“她对面床上的那个贵州女孩就说：‘没有，什么呀。’”湖北的女孩扮演的也是一个积极配合的角色：“屋子里面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湖北那个女生很轻松地说：‘高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现在看这个有反应啊。’”后来湖北的女孩成为新的话题的挑起者：“过了一会儿，湖北那女孩说：‘嗳，你们做过性梦吗？’”而被访者也从听众逐渐过渡到宣讲者的角色：“后来我就问她们，这个算不算性梦：‘我有一回梦见一家子，加上我和我好朋友。梦里她带我去宾馆，去了之后，我不知为何发现那一家子都裸露，我问我好朋友，她说，做那个事。她和长者去了上一层。我在的这个房间太大，他儿子接近我，搏斗，我就跑了。又梦见小男孩，看我跑，就跟我一起跑进电梯。我梦见逃出酒店，就到了地坛，我姥姥家住那，而且可以打电话，好像安全了。’”

谈性是否正当，是谈性的集合行为需要定下的基调。在天津女孩挑起话题时，每个人都面临着对于谈这么具体的以前从没有当众谈过的性话题的正当性评价，这时每个人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提出者和接话人的身份，在寝室这个小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都会影响到这个话题是否被认为合适的，正当的。天津女孩的立场是很显然的，她提出话题，并且“有一次她借了一本《明清艳情小说》，中午就闹着说要下午看完，我们都很诧异，不过后来看见她还真的，坐在那里一下午没动，全看完了，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看。”这样的举动也能看出她的立场，并且“我们也跟着在那儿看”已经能够表现出一些她的影响力。同时，被访者还强调“最记得住的是我们屋有个天津的女孩，平时看起来特别传统，特别温柔，家里是高干，成绩也挺好的，我们班学习委员。”除了天津女孩以外，湖北的女孩也算是有某种影响力的：“湖北的女孩去图书馆借这方面的书来看，这女孩是那种特有解放精神的，经常高谈阔论那种，有些话能听一听的。是讲性的知识的，我们都翻了翻，因为很想了解，我们有时也借这方面的书来看。”这两个女孩表现出的对于这种谈论的积极态度对当时能够集体谈性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的访谈对像中，相似的例子还包括个案（二）中高年级师姐的影响：“第一次谈性，有个大四女生住进来，她有男朋友，看过毛片，她男朋友也看过毛片，有一次卧谈，她说我们长大了，了解更多事情了，可以自己做主张，我们不接话（大二的时候）。她说，感情好的时候，可以超越。我们觉得在寝室里不能说，男生才会这样，女生不可以，羞耻，跟男朋友的接吻、亲密行为都不能说。当时在屋里炒得挺凶，后来说的占多数，不说的有个别，我们对此怀疑。因为她也在外面住过，她一否定，我们就抨击她，看《女友》每一期，关于性，女人也有享受性的权利，也可以自由的说，开始不接受，后来也接受了，大家就讲开了。后来《瑞丽》上有性的东西，就每期都拿来谈。”

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对比一下个案（四）：

我们屋一般都不说这些，顶多说说感情的事情，说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牵手、KISS，TOUCH，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我们屋最多就说这些。班头借了一本《北大女生》，里面的那些事情，你看过啊，我们屋也都看了。你觉得那些事情是真的吗？那时候我们屋就班头谈恋爱了，她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真的会有吗？难以想象。”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是真的。

个案（四）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班头”，《北大女生》描绘了某些北大女生比较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她看了这本书以后的评价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时只有她谈恋爱了，她的观点和感受也算是比较权威的，因此最后谈论的结果是“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是真的”，所以以后寝室里对性行为和性交谈的态度是偏向于传统和保守的，鲜有像个案（一）这样的谈性行为。既使在隔壁寝室的影响下，她们当中的一些人能够一言不发地看毛片，既使行为上已经开放很多，但是仍然羞于说性，这大概是大多数女性的一个写照。女性说性所能开口的对象原本已经非常狭窄，其他被排除的对象如父母亲友对于她们说性这件事早已在无形中站在了否定的位置上，她们面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同龄同性人互动，这时这些人中比较有地位的人如果让人感觉到继续扮演了父母和传统的角色，集合说性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可能发生了。

个案（五）的被访者是人民大学2000级本科生，河南人，身材高挑，眉目秀丽，成绩好，自我感觉非常好，有些高傲。她可以被看作是我的访谈对象中本人在寝室里比较有地位者，或者至少是自以为很有地位和主见的人，她说：“说这个，我从来不说。我觉得，说这个，只是无聊。我没有男朋友，我们屋也没有人谈恋爱，奇怪吧，没有人说这些。而且我现在自己住在外头准备考试，也不知道她们说什么。”“黄色笑话，我从来不说，我觉得层次很低的人才说黄色笑话。”但是她们在不得不反复同一种刺激后还是无法保持缄默了，对于传统的说性原则稍有退让：“跟这个有涉及的，就是我们一起看片的时候，有时候有那种镜头，我们就会预测会怎么样。怎么说起来的，就是看到这种镜头，开始没人说话，大家都屏气凝神，后来有人开始发问，旁边就有人搭腔，说着说着也就不觉得什么了，每次看的时候就能很自然的评论他们，这很正常。”

（2）人数与基调

在个案（一）中，贵州女孩的配合和北京女孩的参与也是在人数上使这种认同得到更多的支持。人数多寡有时候至关重要，我们来看个案（三）：“为什么不说。就我们屋来说，都曾有男朋友，有最亲密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挺正常，没什么好说的。有个别会谈起性交的过程，感受，我身边比较熟的人的男友都不是那种人，晚上10:30就会送回来，我们的恋爱方式比较简单，不是很喜欢把感情说出来，身体不舒服会对症一下，问问别人。白带多、乳房疼，说来例假没来，校医态度差。就那个女生，老说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她说得很恶心，没有几个人大理她。”

（3）理性考虑与基调 

除了地位和人数多寡的影响以外，理性考虑也是一个参与的原因。开始的时候，北京女孩并没有积极说话，而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参与，她参与的理由是获取知识：“我和其他几个女生都懵了，我觉得还是说不出口，怎么把这种话拿出来说，但是她们几个要说，我就听着，说不定还能增长点知识。”毫无疑问，获取知识是很多女大学生谈性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个案（一）中，除了北京女孩以外，别的女孩同样也有获取知识的理性考虑：“后来有一次，特逗。天津那个女孩借了一本书，上面有密戏图，大家都跑来看。四川那女孩就问湖北那女孩怎么看体位。然后就讨论有多少种体位，哪些比较好。说了一会儿，就说到二十岁的男的是半成品，三十岁的男的是成品，四十岁的男的是精品，五十岁的男的是极品。后来湖北的女孩说四川那女孩很丰满，也是极品。后来不知是谁说，我们屋常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别人都不知道那些知识，就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都是极品。那天中午天津那女孩起床（她住上面，能一眼看到下面），看见湖北的女孩在床上叉着腿看书，就说：‘谁谁谁，这个姿势很深入哎。’”

个案（二）对说性的解释是“为了交流，说出自己的经历，平等交流。”理性的考虑不光停留于此举的好处，也有大家运用规则对此举可能带来的不利之处的规避：“你的事情进展别人知道了，后果就是在寝室里，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看得透。在别人眼里，不正经。我想，让人知道我也有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在乎。在屋里生活在一起，但是因为不得不说自己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底细，所以在外人面前也维护一个很好的样子。”

以上的分析支持了这样的论点，女大学生集合谈性不是大家一时的冲动，更不是普遍情绪的释放，而需要以某种方式明确谈性的合法性。合法性的认定过程，就是集合行为的基调的认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地位关系、各方人数多寡、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理性分析都会影响到集群接下去的行为规则。同样受到传统思想和解放思潮的影响，为什么有的女生寝室谈性，有的女生寝室不谈性，在这里被解释为某次谈性活动当中，参与者人际互动的结果。这种人际互动的偶然性很大，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导致基调的微妙改变，而致使规则变化，这一点笔者将在推论四的分析中着重阐明。

规则的力量

 在女生集合说性及其相关的各种场景中，有的规则是带有强制性的，有的规则则比较模糊。在强制性的规则的场景中，如果参与者违反规则，将会受到惩罚。个案（二）中，“那个男朋友在上海的女孩又要去上海，去报道。我大四常回家，疏远了一些，我在这边看书，听见她们三人在那里挤眉弄眼，云里雾里地说什么‘送几个东西给她’。宿舍里就我和梁蕾（化名）没有说话。也只有我跟梁蕾，我和她没有在外面住过，其他四个都有。我听见她们在嘻嘻哈哈的说，送几个东西给另一个女孩，梁蕾她们四个睡一边，我在这里看书，听见他们这样说，也没有有意找我说，我就听着，不去打探这种别人的事情。但是梁蕾在那边，她们就在跟前，不告诉她，三人自己在那儿说，‘给两个，给三个。’梁蕾说：‘她们都不告诉我。’她们三个就说女孩子（梁蕾）不懂事，纯洁。梁蕾说：‘不就是避孕套吗。’梁蕾还跟我说，三女孩中有一个是她的老乡，关系挺好，但是她们就不告诉她，她一猜就猜对。梁蕾还哭过。当时三个女孩中还有一个冲她，说害怕玷污了她，她就跟我哭。她表现出纯洁的样子，我们说这个，她不大参与。她很正经的样子，她们自然就排斥她。我们三四个人说，有经历的说，都应该说。你平时表现出纯洁，就不跟你说了。她们三个是什么想法，排斥那个女孩，就是你不可能不懂，你有经历，我们也见过，你干吗做出这个样子，纯洁！很不把我们当一家人似的。你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们也不会跟你有深层次的交流。不是好心，不感染她。同龄人，都知道维护自己，她这样道貌岸然，假君子，‘自我保护’。为什么是保护？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自己的事，本能的一句话。她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设置很多借口来保护自己。我看见你男友怎么样，你做的事情大家还不知道阿，自认为很纯洁，害怕说什么话玷污了，大家都开始说了自己的，还不说，装什么圣女呀。”

由于这个寝室中说性的规则是，既然参与，有经历的人都应该说。这种规则带有强制性，是因为跟别的说性的内容相比，说“自己的事”是从谈论月经，到谈论性的社会事件、谈论身边的人的事情，谈论自己的事这个系谱中最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内容。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大家有一种默认的规则：既然你做了，你听了别人说，你自己就应该说。这个案例中那个老是不说的女孩子后来受到了大家的惩罚，这种惩罚不仅体现在说性这样的事情上，还延伸到生活中别的事情上。

从这个个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体会到强制性规则的力量，我们来看另一个个案。个案（六）：“在日常生活中，我基本上不讨论，不深讨，有些什么话题？人大女生是否是处女，在卧谈的时候。我会发表意见，什么内容，我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我说到的这一点（不是处女）的，继续说的话，那你为什么说别人的事情不说自己的呢，你既然能很轻松地说别人的事情，干嘛不说自己的呢？所以不能再继续探讨。我不知道宿舍有没有人有性关系，我们认为这很PRIVATE，和男朋友发生到什么程度，互相捍卫，不会太说三到四。”

这个案例中，参与者虽然没有产生说别人和自己的性的集合行为，但是此例的规则其实与上一个如出一辙。说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说自己的事情，为了维护这一默契，这个寝室选择的是对于别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都不说，而别的性话题，比如评论涉性影片，规则的强制性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个案（一）中几个女孩去摸另一个女孩的身体也是一种与性有关的集合行为，其行事规则显然在程度和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强制性：“贵州的女孩对同性恋很感兴趣，她和湖北的女孩经常讨论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一天晚上熄灯了，贵州的女孩还在下面和湖北的女孩，还有对床的四川的女孩说同性恋的事情。因为熄灯了，有两个还没有洗漱的女孩就去水房了。就听见她们几个说同性恋的事，说不理解那些女同性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后来湖北的女孩和贵州的女孩就说：‘真的有感觉吗？我们去摸一下谁谁（四川的女孩），看有没有感觉。’天津那女孩听说，就从床上下来，说：‘我也来试试。’四川那女孩正在脱衣服准备睡觉，听见这种说法没有说话，也可能是倦了，然后这三个人就扑过去，摸人家，还说：‘咦，没感觉。’我看见湖北那个女孩先伸手，但是没有摸人家的要害部位，四川那女孩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可能有点生气。另外两个人也只是摸一下腰呀、背呀什么的，摸了一会儿，可能持续了不到1分钟，这三个人都收手，相视说：‘好像没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女孩的没有声音和动作的反抗给这个集合行为制定了规则，使得其他三人不敢造次。在这个集合行为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四川女孩被置于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她在其他三个人眼里的反应是影响这个事情能够走向何方以及怎么走的关键因素，形成这个场景中具有支配性的基调。被访者提供的另一个场景的结果则与这一次截然相反：“有一回隔壁屋的一个女孩在我们屋玩，她知道我们屋说这个说得很厉害，她也很感兴趣，就说起这方面的事儿来了。说着就说到谁的那个大，她是个脾气很好的女孩，我们就开她的玩笑说没人有她好看，要脱了看，她就很害羞，脸都红了，说不行不行，讨厌！然后我们就上去脱她的衣服，她就奋力反抗，最后把她快弄哭了，但也要脱下来了，最后这几个人良心发现，饶了她，还是没有给她脱下来。她又破涕为笑了。”

虽然这两个个案不是纯粹的说性，但也是说性过程中引发的行为，也是十分典型的集合行为。对比这两个个案，也可见规则的强制性与基调一样，是随着场景中人际互动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做的事情差别不大，但显而易见，两个场景的基调有些不同。前一个场景的支配性基调是，为了验证同性恋的感觉，这样做虽然不会受到太大的反对，但是最关键的人没有表示欢迎。后者的支配性基调是这样做大家都很好玩，关键人物也没有义正词严或者无声反抗，参与就受到一种鼓励。在前一个场景中，参与者感觉到的规则是可以做，但是只能到某个程度必须停下来。而在后一个场景中，参与者感觉到的规则却相对模糊，行为可能在任何一点停止，也有可能在任何一点继续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知，女生集合谈性的规则有的是强制性的，有的是默许性的，都遵循参与者对谈论某种内容或者行为的合法性的认定。如果规则是必须谈性，那么不谈的人将受到惩罚，如果规则是可谈可不谈，那么参与者可以一直倾听。同样，“不可以做，或者做到某一步必须停止”的规则和可做可不做的规则的力量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上也可见，感染论和趋同论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个人价值观不是参与集群谈性的决定因素

突发规范理论认为，个人参与集合行为，是受到一种规则的影响，他自己的看法很有可能跟支配地位的基调不同。他虽然在这个场景中按此规则行事，但是，他在其他场景中，完全可能依照另一套规则行事。个案（四）和个案（五）中的两个女孩都是耻于说性的，但是（四）中的女孩的寝室也可以在隔壁的影响下去借毛片来看，（五）中的女孩在面对影片中频繁出现的涉性镜头，也逐渐说笑自然。如果这两个例子还不够典型，我们来看看个案（一）中的天津女孩。在与本寝室同学的集合谈性中，天津女孩常常扮演比较主动的角色，挑起和推动话题，但是她毕业前实习时的表现去完全不一样：

“后来大四了，倒没有怎么说这些了。屋里的人总是不超过三四个，说到这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是私底下说。变化最大的是天津那女孩。她去银行实习，在饭桌子上，那些上了班的人讲黄色笑话，她就回来说，特别下流。我觉得诧异，因为她以前也讲黄色笑话。后来听她说，有些男的跟你说这个，就是对你有所图，或者觉得你不是正经人，才会跟你说这个。有一回有个人跟她说：‘觉得你应该懂得挺多的呀，你们学校有性社会学吧？’她说当时她就火了，说：‘我们学校有性社会学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学性社会学的！’我问她干嘛发那么大火，她说：‘别的女的说到这个都不说话，他们就来衍着脸调侃我，我是什么呀？性社会学关我什么事啊！’”

上班族聚众说黄色笑话，笔者认为是处于集合行为与众人认可的习俗惯例之间的一个东西。把它作为习俗惯例，它又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公开认可，也需要在场人的合法性认同，但是它却比其他集合行为产生的规则更有生命力。把它作为纯粹的集合行为，它又具有较强的记忆性，在上班族中司空见惯。在特纳和金廉的《集合行为》一书中的后面几节，他们正是抓住这样的中间事物，逐步证明一切制度都成型于基本的符号互动和突发规范。集合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暂且不论这种论证的合理性与否，而本文为了明确和方便分析对象，把这种行为看作集合行为，因为它具有一些集合行为的特征。

即将成为一个上班族，与同事频繁的互动使得天津女孩对于上班族说黄色笑话的规则很快谙熟，上班族说黄色笑话的规矩是：只有男士可以说，年轻女士就只有听的份。如果年轻女士说了，则表明她很轻浮。在这种规则下，她当然是选择闭口不言。这与她过去在本科宿舍里的表现大相径庭，不是因为她的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是因为她的行为受到在场人规则的制约。

这个案例能够支持“个人价值观不是参与集合谈性的决定因素”的论断，我们再来看个案（六）的情况：“我和同事一见如故，我感觉到她谈论性，如果谈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完全跟你基于信任的，象你是有职业操守的。除了咨询外，陌生人会谈吗，如果他没提起不会说，如果朋友介绍，他有意谈这个，我会说。但是我有个基调，假设我出席公共场合，在网上，或者陌生人，跟我说这个，我会试探一下，如果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就可以说。我更多的跟同龄的大学生谈，但至少不会主动谈。卧谈时有两个人一唱一和，我们听着好玩。”

个案（六）的原则性非常强，只说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性话题。所以如果有人挑起话题，她会试探这个人的说话是否符合她的要求，然后决定是否继续交谈。她参与集合谈性也是一样，如果这个集群谈性的基调符和她的原则，她会加入，否则选择缄默。这里想说的是，这并不能推翻“个人价值观不是决定因素”这种论断，因为这种论断是针对参与集合行为的人来说的，而且仍然可以解释这位被访者的行为。这位被访者加入谈性集群，是因为她的原则与集群的基调一致，则她也是按照集群的支配性原则行事，如果谈性集群与她的原则不符，她不会加入，则谈性集群仍然按照它的支配性基调行事，与她无关。这里的论断也许只是赘述，但是只是希望明确一点：个人为什么谈性，怎么谈性不是本文的分析单位，本文的分析单位是“集群谈性”。

变化的规则

由于集合行为的发生是人们在接下来的事件中通过试错和各种遭遇，权衡可行性和时间性而产生的，这些行为的规则不断受到新的事件和遭遇的影响。那么规则从一开始到最后都随着人们不断修正的主导的基调而改变，因此集合行为也会在程度和方式上不断变化。个案（一）中，三个女孩去摸一个四川女孩，就是试错的过程。由于遭遇到四川女孩的无声反抗，所以只是蜻蜓点水地表示了一下，没有继续下去，这时的规则是强制性的。后来这个寝室的女生去脱隔壁寝室女生的衣服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由于对方的态度不明确，所以一直恣意胡为，直到最后众人“良心发现”，不该这样欺负一个女生，才结束这一行为。个案（二）的寝室对于集体说性比较不拘：“说自己的事情，大一的时候不说，大二恋爱，开始不好意思说。后来就开始这样开玩笑，拥抱被看见，好亲密啊。现在女孩真的很开放，有一个人说出，没有人反对，也能接受了，也会参与。也就变得很公开，表面。自然的东西很容易就进入了，都做了，我们就会开开玩笑。从平常对人的感受，有人租房住，她们俩最先讨论，都是跟我好的。我们几个的观点挺一致的，我们可能会评论别人。她提出，我会发表意见，我们借用别人的事例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可接受说这个，然后是关系熟，她也不会生气。平常也没什么保守，我们屋活泼，都有男朋友，都说，能说会道。最不可能出去跟男朋友一起住的女生也出去了。别的很保守的女孩也说，其实大家都一样。大家住在一起，深入了。别人比较能接受你这个人，和你说东西，很配合，尊重你，这样相处好一些。”

我们仍然能从下面的事件中看出，在深入交谈的时候，场景中几种观点的摇摆和基调的微妙更换。

“说自己的事情，如果她有这方面的经历，会说她的感受，接吻，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他怎么会用这个方式，也不知道对方舒服不舒服。说避孕和大学宿舍的同学说，和男朋友也说。有些话题开始说不出来，后来也能说了。内蒙姑娘从上海回来，我们就问她到什么程度啦，什么感觉，她说：‘当时觉得好，后来挺不好意思的。’上海那姑娘就说：‘你没被男的那个吓着吧？’内蒙姑娘说：‘别瞎说！’浙江姑娘说：‘真恶心！又来了！’平时上海那个女生说男性生殖器，男的那个大啊，小啊，我们屋就要打断她了，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说，没什么好说的，但总觉得要面对，总有一个过程。大姑娘家，我们平时从来不谈这些话题，她老说这个男的很野性，那个的很性感，男性生殖器，我们不听，她也不会往下说了，自己感叹一下。浙江姑娘虽然这样说，她和她前几个都发生过，她告诉我们的。她为了表示她付出多，她说的。她单独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时段，她也是一个教徒，孩子气，自说自己的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和我谈，不知道和别人谈没有。我就对她说：‘我觉得真可怕，男的那个多脏呀。’上海那姑娘马上说：‘男的那个脏，没人受得了，个人卫生当然要弄好啰，不然会很容易感染。’内蒙那姑娘听见这话就来劲了，说：‘你们说性病是怎么得上的？’然后大家又吵的很凶，湖北那姑娘说一个女的只要和两个以上的男的那样以后就会得性病，上海那姑娘说注意卫生，不光要注意个人卫生，还一定要戴小帽子，然后我们就笑着问她什么小帽子，她就说：‘哼哼，不告诉你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笑过了，内蒙那姑娘又问：‘你们接受得了口交吗？’大家都说太恶心了，上海那姑娘说：‘口交其实对男的没什么不好，对女的很不好。’她说口腔里面有很多病毒，女的生殖器很容易感染。内蒙那姑娘又问上海那姑娘什么避孕方式最好，当时我们好像都不赞成吃药，因为听说吃药对自己和孩子都不好，又觉得上环很可怕，因为我妈去年环掉了嘛，做手术，挺可怕的。然后内蒙那姑娘又说那种时候，用那个（避孕套）总是有一个异物在里面，也不好，后来不知道谁说的体外排精比较好，但是不保险，而且上海那姑娘又强调说，男的那个如果包皮长的话，一定很容易感染女的。还说有的男的比较容易感染女的，有的不容易。我们就问怎么看出来的，然后就听她说什么包皮什么杆菌，后来又说到有的男的是包茎。后来又说什么，我忘了，那天增长的知识挺多的，反正早晚都要面对，也觉得不是那么难说出口了。”

开始的基调是，因为羞耻问题，女孩子不应该说男性生殖器。除羞耻问题外，这个场景一开始还隐藏着这样的原因，内蒙的姑娘如果赞成说，多说，就会泄漏自己的秘密，虽说在这个寝室里，自己的秘密并非决不可泄漏，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总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开始大家都隐讳地说一些擦边的内容，上海女生提出这个直接的问题就受到和往常一样的回避。如果没有被访者对她认为有过经历的浙江女生问了一句关于男性生殖器的话，可能这次谈话也和以前一样，不会再说下去了。接下去上海女生就说到个人卫生的问题，这就把纯粹说男性生殖器的话题引到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上，并且赋予了它合法性：为了维护性健康，谈论男性生殖器是可以的。这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规则，参与者可说，也可倾听，但是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了。接下来谈论避孕方式的时候，除了继续“性健康”这个基调以外，大家开始慢慢泄漏自己的秘密。比如被访者说出自己母亲的事情，内蒙女生也隐讳地说到某些性交方式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这个时候的基调除了“性健康”这个义正词严的理由以外，又隐约增添了交流隐私的正当性，这时的规则是：说被鼓励。交流隐私的规则后来在这个寝室里演变得具有强制性了。到这个场景的最后，男性生殖器这个话题已经变得非常轻松自然了。整个过程基调和规则都在随着人际互动不断变化。

四、总结与补充（略）

注释：[1]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本文节选自其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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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陈锐 祝璞璞

图文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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